August 1st, 2010 | Tags:

Daisypath Vacation tickers

Januar 16th, 2016 | Tags:

周六在电脑上瞎逛,不是闲着而是莫名其妙地惶惶。

翻到自己的网站,已经两年多没有光顾。微博,微信,于是博客渐渐荒芜。

我庆幸一直付费保留了这块领地。看着芋卜小时候的小样,心情复杂。那些美好的心情哪里去了,难道,不可以生活得更怡然些吗?

März 19th, 2013 | Tags:

同人于野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3月10日)

十九世纪末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些人心中的偶像。他大力推动民主自由,在四十多年的任期内,把比利时从一个专制独裁国家成功变成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他赋予每个成年男子选举权,甚至比美国提前半个世纪立法允许工人罢工。他对妇女儿童的保护领先于整个欧洲。比利时1881年就普及了基础教育,确保每个女孩都能上到初中,并且在1889年通过法律禁止十二岁以下儿童工作。在利奥波德二世治下,国家的经济像政治一样获得了大发展,他比罗斯福更早采取建设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的手段来减少失业和刺激经济。

然而在非洲刚果这个比利时殖民地,确切的说是利奥波德二世本人的殖民地,他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刚果人,包括妇女儿童,在奥波德二世的统治下没有任何人权,完全是奴隶。他们在警察部队的强制下劳动,动辄被施以断手之类的酷刑,有超过一千万人被迫害致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利奥波德二世在橡胶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民主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有人可能立即会说这是制度问题。但“制度”在这里与其说是答案还不如说是问题本身。为什么比利时的制度越来越民主,而同一时期,同一领导人的刚果,却越来越独裁?难道是因为利奥波德二世只爱本国人或者有种族歧视?但后来刚果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并没有做得更好,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独裁者。在The Predictioneer’s Game(《预测师的博弈论》)这本书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Bruce Bueno de Mesquita指出,真正原因是在刚果,利奥波德二世只需要让少数人高兴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行。我认为这个答案跟“制度论”的区别在于必须让多少人满意,这个人数不是制度“规定”出来的,而是实力的体现。

Bueno de Mesquita和合作者研究多年,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很多政治现象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三个数字来描写。以国家为例,这个“三围”就是层层嵌套的三种人的人数:

名义选民:在名义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全体公民。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对谁当领导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
实际选民:那些真正对谁当领导人有影响力的人。对美国来说这相当于是选举这天出来投票的选民,对沙特这样的君主国来说这相当于是皇室成员。
胜利联盟:必须依赖他们,领导人才能维持自己权力的人。对美国总统来说这相当于是在关键选区投出关键一票让你当选的人,对独裁者来说这是你在军队和贵族内部的核心支持者。

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民主,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举行选举,而在于胜利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的人数。领导人工作的本质是为联盟服务,因为联盟对领导人有推翻权— 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利益,我们有能力随时换一个。如果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它都是事实上的独裁国家。这个理论看似简单,其背后必须要有大量的数学模型、统计数据和案例支持,它们首先出现在政治学期刊上,然后被总结成一本学术著作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政治生存的逻辑》),并在2011年形成一本通俗著作The Dictator’s Handbook(《独裁者手册》)。

在通俗史书和影视剧中人们经常研究权术,惊异于为什么像慈禧和魏忠贤这种文化水平相当低的人能够把那些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玩弄于鼓掌之间。难道政治斗争是一门需要特殊天赋的非常学问么?现在Bueno de Mesquita的“三围”理论,可以说是抓住了政治的根本。所有领导人,不论什么体制,其做事的终极目的只有两个:第一是获得权力,第二是保住权力。要知道即使最厉害的独裁者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他们必须依靠联盟才能统治。为此领导人取悦的对象不应该是全体人民,而必须是联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一心为民或者能从长远筹划国家发展的领导人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常常干不长,而那些腐败透顶的独裁者却常常可以稳定在位几十年。从这个根本出发,“三围”理论可以回答我们对政治斗争的种种不解之处。朱元璋为什么要杀功臣?变法为什么困难?为什么民主党欢迎非法移民却反对给高技术移民提供特别渠道?民主的美国为什么会推翻别人的民选政府?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越丰富,它就越不可能民主化?为什么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领导人和联盟的互动来解释。三围理论能把种种帝王之术解释的明明白白,可以说是学术版的“厚黑学”和现代版的《韩非子》。

政客搞个什么政策,常常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给自己找理由。比如共和党经常谈论家庭价值,什么反对同性恋和堕胎之类。这些所谓的自由或保守思想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真正重要的是不同政党各自代表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并都争取中间派。政客,是一种比老百姓理智得多的动物,他们并不从个人好恶出发做事,背后完全是利益计算。《独裁者手册》提出了五个通用的权力规则。不管你是独裁者还是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是公司的CEO,哪怕你对如何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司一无所知,只要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以下规则,你的权力就可保无虞。

要让联盟越小越好。联盟人数越少,收买他们要花的钱就越少。
要让名义选民越多越好。名义选民多,一旦联盟中有人对你不满,你就可以轻易替换掉他。
控制收入。领导人必须知道钱在哪,而且必须能控制钱的流动。萨达姆上台七年前就已经掌控了伊拉克的石油。
好好回报联盟对你的支持。一定要给够,但是也不要过多。
绝对不要从联盟口袋里往外拿钱给人民。这意味着任何改革如果伤害到联盟的利益就很难进行。凯撒大帝曾经想这么做,结果遇刺身亡。历史上变法者常常以失败告终。

也就是说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通过税收、卖资源或者外国援助拿到钱,用一部分钱把联盟喂饱,剩下的大可自己享受— 或者,如果是好的领导人的话,也可以拿来为人民某点福利。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既然联盟必须拿到回报,而警察又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力量,为什么独裁国家的警察工资反而都比较低?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对领导人来说纵容警察腐败是比直接给他们发钱更方便的回报办法。

联盟是领导人的真正支持者,但由于其掌握推翻领导人的手段,他们也是领导人的最大敌人。领导人对付联盟,除了必须收买之外,还有一个用外人替换的手段。路易十四继位初期联盟里的贵族都不是自己人,他的做法就是扩大名义选民,给外人进入政治和军事核心圈子的机会,用新贵族替代旧贵族,甚至把旧贵族关进凡尔赛宫,使这帮人的富贵只能依靠他。对领导人来说,联盟成员的能力不重要甚至反而有害,忠诚才是最重要的。朱元璋为什么要屠戮功臣?就是要削弱联盟的能力,同时证明联盟成员是可替换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中国皇帝的统治之所以稳定,一个很大原因就是通过科举制度扩大了名义选民,让功臣和贵族始终保持一定的不安全感。

联盟和名义选民的相对大小关系,是政治格局的关键。有没有投票选举,有没有自由媒体,有没有三权分立,有没有监督机制,都是细节而已。只有当联盟人数足够多,成功的民主政治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联盟人数少,哪怕在民主国家也会发生独裁式腐败。此书中有个好例子。美国加州贝尔市人口不足四万,经济很差,然而其市长却给自己定了个78万美元的高年薪,其市政委员会成员年薪也有10万— 要知道洛杉矶市长年薪才20万,美国总统才40万,其它地方的市政委员会工资不过每年几千而已。贝尔市长能做到这些,恰恰是其成功设计了一场参加人数很少的投票,把贝尔市从普通城市变成“宪章城市”。这意味着很多事情可以关起门通过少数几个联盟成员自己做。

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都是小联盟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都很腐败,而且它们的主席都能在任很长时间。国际奥委会总共只有115个委员席位,重大决定只需要赢58票。这意味着只要收买少数委员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投票结果,而众所周知奥委会委员在决定奥运举办城市时的确会接受贿赂。据BBC估计现在贿赂奥委会委员的总价码大约不过才一千万美元。国际足联更腐败,你只需要13票!所以贿赂他们一个人需要的钱就更多,据报道有一个委员的亲口开价是单人八百万美元。也只有腐败,才能解释把世界杯主办权交给卡塔尔这样的荒谬决定。其实消除腐败的办法很简单:扩大联盟人数。比如可以给全体奥运会运动员投票权,不过奥委会主席是不会赞成这个建议的。

上市公司虽然有广大的小股东(名义选民),但是董事会往往只有十几个人。联盟人数极少,对CEO来说是一个容易形成独裁的局面。一般人可能想象CEO的工资应该跟他的业绩密切相关,而据《经济学人》2012年报道的最新统计,CEO工资跟业绩根本没关系!事实上,CEO的最佳策略不是搞业绩而是搞政治。他们必须在董事会安插自己的人马,研究表明越是在董事会有亲信的CEO,他们的在位时间就越长。比如惠普女CEO Carly Fiorina因为行事高调和错误收购康柏,现在已经成了IT史上的笑话,但是她在任内做的每个动作都符合权力规则。Fiorina一上台就不断在董事会排除异己,减少联盟人数。而她不顾市场反对坚决收购康柏,正是为了扩大名义选民,进一步冲淡董事会中对自己的反对势力。然后她给新的董事会加薪,正是收买联盟。当然最后因为惠普的业绩实在太差,股价一跌再跌,Fiorina任职六年后被迫在2005年下台。就是这样她仍然得到一笔巨额遣散费。其实Fiorina被赶下台的关键还是董事们都有股票,他们对股价的关心最终胜过了对Fiorina“喜爱”。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倘若惠普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国家,也许Fiorina就会在领导人的位置上一直干下去。

那么在人民享有广泛的投票权,联盟人数理论上可以达到全体选民的一半的民主国家,权力规则是否还起作用呢?答案是民主国家领导人与独裁国家领导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必须优先保证自己铁杆支持者的利益。

Bueno de Mesquita提出,当我们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必须了解一点:所谓“国家利益”,其实是个幻觉。国家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并没有自己的利益 — 是国家中的不同人群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政客们无非是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而已。因为联盟人数太多,民主国家领导人没有办法直接用钱收买联盟,但是可以给政策。以美国大选为例,奥巴马的铁杆支持者就是穷人,以西裔和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和女人。那么他当选后就一定要把大量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加强医保和社区服务。最近罗姆尼败选后就此大大抱怨,但是罗姆尼当选也得回报自己的支持者。美国政界常见的“专项拨款(earmark)”和“猪肉桶(pork barrel)”现象,就是政客回报自己选区的特定选民的手段。《独裁者手册》列举了权力规则在民主国家美国的种种体现:搞集团投票(block voting),国会选举要划分选区,就是为了减少联盟人数;民主党倾向于增加移民并给非法移民大赦,就是要扩大名义选民;两党都特别重视税法,就是要控制钱;民主党搞福利,共和党支持把大量研究经费投入到疑难杂症等往往只对富人有利的研究,就是为了回报各自的联盟;共和党反对给富人加税和医保改革,就是因为绝对不能动自己联盟的利益。美国以外,种种选举中的政治手段也是屡见不鲜。在新加波不给李光耀的党投票的选区的住房计划会被削减;有些国家存在直接买票的情况,而更高级的做法则是哪个村子投给我的票最多,我当选之后就给哪个村修条路。

有这么一帮人,他们相信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真心热爱民主,希望能借助外国力量推动国内的民主。这帮人太天真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确要取悦人民,但仅限于其本国的人民。事实上,民主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处处受限,但在对外政策上却可以像独裁者一样行事。美国总统爱说美国要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而此书指出,这全是胡扯。美国对外政治的唯一原则是确保美国人的利益。为此美国要求外国政府施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这有两个办法,不常见的办法是战争,常见的办法则是对外“援助”。

2010年,女经济学家Dambisa Moyo出了一本书,Dead Aid(《援助已死》),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发达国家对非洲的种种所谓援助,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援助金额和物资被当地独裁者占有,他们正好可以用这笔收入回报联盟。你想给独裁国家饥民提供直接援助,该国政府会首先要求你交税。然而明知援助无效的情况下,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仍然要继续提供援助呢?因为援助的目的本来就是收买独裁政府。援助其实就是一个幌子,就好像以对方小孩上大学为名义的行贿一样,你要当真去考察这钱是不是交了学费就荒唐了。美国曾经通过对埃及援助来促成埃以和谈,埃及政府拿了钱办了事却并未在本国宣传美国的好,埃及老百姓反而更恨美国了。

Bueno de Mesquita使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证明,越是联盟人数少的国家,它的政府就越容易被收买,因为收买少数人花不了多少钱。同样一笔钱投给民主国家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投给独裁国家却可以立即让该国政策发生一个改变 — 所以越是独裁国家,越容易出内奸。给一个独裁国家援助,等于帮着独裁者收买联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此书介绍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统计发现那些当选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国家,在其任期内,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都变的更落后了!为什么?因为更大的发言权可以换来更多援助!很明显,这个安理会效应在独裁国家更强。

从容易收买的角度看,美国领导人更喜欢独裁的外国政府。最近一系列非洲国家民主化以后给美国带来了很大麻烦。在历史上如果一个民选的外国政府对美国人不利,美国甚至可能直接出兵干掉这个民主政府,然后换上一个独裁傀儡,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有人可能会说难道美国人民不喜欢推行民主么?没错,但这种喜欢仅限于口头说说,如果你要让他们拿自己的利益换别人的民主,那就不干了。《独裁者手册》生动地说,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government of, by, and for the people at home。

尽管此书对美式民主的弊端多有披露,有人对此书的一个批评仍然是其大大美化了美国的民主,而且高估了美国胜利联盟的人数。有研究表明很多美国选民的意志并没有在获胜后得到体现。但不论如何,这本书的基础论述是可取的。在我看来此书并没有把民主神圣化,它只是用一个有点愤世嫉俗的态度告诉读者,独裁体制收买少数人,民主体制收买多数人,本质都是收买。

我读此书的一个突出感受是民主的本质就是让老百姓过好当前的小日子,而不要谈什么长远目标和伟大理想。有人认为民主是一个手段,其实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书中列举好几个研究数据,说明在相似经济发展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教育与医疗水平,地震等自然灾害死亡人数,都明显优于独裁国家。一个有意思的统计是越是独裁国家,从首都机场机场到首都市区的公路修得就越直,因为独裁国家征地容易。

我们甚至可以说民主制度就是一种以满足人民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福利制度。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就是所有政府都乐意借钱,因为借钱可以自己花,还钱则是下届政府的事。而且就算你不借钱,你的竞争者也会借钱,还不如你借了钱,给政府负债,反而让竞争者不好接手。政府借来钱不必生利,直接分给联盟收买人心就行。唯一能限制独裁政府借钱的是别人愿意借给他多少钱。唯一能限制民主政府借钱的是他万一还不上债会被降低信用等级。本来经济增长的时候正好还债,但西方政府没有这么做,他们有钱了也不还。当一个政客批评别的政客不顾国家长远利益借钱花,他的实际意思是说怎么这钱不是我借的!

尽管民主也有很多弊端,它仍然比独裁强得多,绝大多数人恐怕还是宁可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民主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政府必须是人民纳税养活的。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石油之类的自然资源,独裁者只需把这个资源控制在手里就能确保足够的收入去喂饱联盟,那么他就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什么民主。我们现在看缅甸似乎有民主化的迹象,但是按此书分析,缅甸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军政府靠卖资源就能获得巨大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想搞民主很难。只有在国家收入必须依赖税收的情况下,独裁者为了获得收入才有可能给人民更多自由,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俄罗斯现在民主程度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油涨价了。此书甚至设想如果当年石油也有这么贵,可能戈尔巴乔夫根本没必要搞改革。

实行民主的另一个条件是最好在这个国家的建政之初,联盟的人数就比较大。有人把华盛顿施行民主而不称帝归结于他的个人美德,这是大错特错,其实华盛顿哪有称帝的资本!美国建国靠的军事力量本身就是各州组成的一个联盟,根本不是谁一家独大的局面。

那么现在世界上这些独裁国家,怎样才能过渡到民主呢?一个常见的论点是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这个论点的逻辑是说经济发展必然会让人民变得更加自由,而富裕和自由的人民必然会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此书对这个论点不屑一顾。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其政府的收入也会上升,领导人手里有足够多的钱可以很好地安抚联盟,他日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搞民主?历史的经验表明反而是一个国家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乃至于领导人没钱了按不住联盟的时候,这个国家更有可能突然实行民主。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危机的时候借给独裁者钱,等于帮他维持统治。为什么几年前埃及发生了革命?此书提出这是因为军队没有像以往一样镇压上街群众。而军队之所以旁观是因为穆巴拉克没钱了,联盟感到他已经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穆巴拉克之所以没钱,则是因为正好在经济不行的时刻美国减少了对埃及援助。

归根结底,民主的本质不是选举,而是联盟人数多。所以民主化的根本办法就是扩大联盟人数。但是这一点不能指望领导人,因为根据权利规则,领导人在任何情况下希望的都是减少联盟人数。而另一方面名义选民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希望扩大联盟人数。真正能让联盟扩大的,其实是联盟本身。独裁国家的联盟成员本来是不希望联盟扩大的,因为联盟人数越少,每个人能得到的利益就越大。然而人数少也意味着存在不安全感,领导人可以随时替换他们,这还不算在政权更迭的时刻联盟本身能不能继续存在都成问题。这样联盟有可能会乐意增加人数来换取安全感。我们看有人评价前苏联解体是《来自上层的革命》,也许就是这个机制起的作用。

《独裁者手册》进一步使用了一个相当简陋的数学模型来说明如果联盟人数继续增加,他们反而会因为这个增加而获得经济上的好处。这个模型是这么算的:联盟人数增加意味着国家更民主,于是税率会降低,于是人民会更加乐意工作,于是经济增长,于是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在我看来这个模型相当不可靠,单说“民主国家税率低”这个论点,就让欧洲那些高福利国家情何以堪。

我想,经济发展带来民主这个论点还是有道理的。正如去年出版的The Rational Optimist(《理性乐观派》)这本大肆鼓吹商品交换带来人类一切好处的书所论证的,所谓民主和法治这些东西,并非是哪个强人自上而下赐予人民的,而是人民在市场交换过程中互相磨合和演化出来的。随着经济发展,国家中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敢于要求更多权利的人来。这些人如果足够多,他们将是所有政党都必须争取的对象。

他们想加入胜利联盟!

September 17th, 2012 | Tags: ,

飞碟探索博文

美国谚语:要让鹿群强壮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狼群与他们住在同个草原。

那小兵记者:俄国与美国都是中国潜在对手,我希望德国人能够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探讨一下中国的军事发展战略,我们依然记得德国在二战中曾经帮助过中国制定军事战略,请您谈谈这方面看法。

伯格教授:“你知道我是个陆军历史专家,谈到海军的时候并不多,因此就我目前所了解的简单谈谈。的确中国军事学者的观点大多出于美国提供的观点与研究结果,其中当然有许多是美国人有意释放出来的,这造成了中国学者跟着美国意图思考的弊病。德国军事教育一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与德国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性有很大关系,这也让德国在二战中付出了惨重代价。

我父亲直到去世那天还戴着当兵时的手表,而且时间指针永远停在当年进攻苏联的那一刻,这种情结让德国与美国和俄国都保持着某种距离。德国人承认二战罪行,但不承认自己比苏联人或美国人差,而日本人表面不肯承认罪行,但内心对美国、俄国乃至中国有深刻恐惧感。中国军事学者不但与西方军事教育脱节,而且也与中国老一辈军事家思想脱节,其中明显一点就是缺少必胜精神,顾忌太多,自己吓唬自己。

如今中国学者们在思考国际力量对比时常犯一个错误,那就是没有学会从对手的角度看问题,一味强调自身的弱点而畏惧对抗,这本身就是中了对手的讹诈之策。就保卫钓鱼岛战略而言,中国人并没有看清美日对中国的恐惧,处处强调韬晦,这导致丧失战略主动权” 。

那小兵:“ 您很理解这种状况。您研究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非常有成就,他的军事战略思想是整个西方军事思想的基础,请您从战略与战术层面给中国读者谈谈如何运用西方军事思想保卫钓鱼岛与南海吧。

伯格教授:“首先,应当了解中国的对手战略意图,然后评估对方的战斗意志与方式,再然后评估敌我实力对比,之后才能制定战略战术。我们明白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战争看成独立的东西,而要看作是政治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战争爆发之后,并未脱离政治,仍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美英两国在二战中就建立了所谓“ 围堵欧亚大陆” 的战略同盟,那时对手是德国,德国与苏联交火让英美趁机攻入,最终德国失败。

在二战后,那时的假设敌人包括了俄国与中国这两个潜在超级大国,一旦其中一个大国与其他一个大国开战,美国就将选其中一个联合制服另一个,从而用最低成本掌控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对于俄国和中国的经济与军事战略围堵计划依然有效,但其中外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有些不知所措。这个战略弱点有两个:一是伊斯兰国家的崛起造成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冲突升级,这带来了从来未有过的新挑战;二是欧盟、俄、中三国相互依赖加强,美、英、日联合向心力减弱。

美国十分担心俄国与中国会因为发生动乱而走向伊斯兰式极端主义,故此并不敢相逼太甚,而且会继续制约日本与韩国的军事冒险。很大程度上,美国不敢真正触动中国的霍姆斯海峡与马六甲海峡生命线,担心中国背水一战造成美日韩战线彻底被摧毁。美国从中国历史中得出一个结论:每次中国打仗就会促进民族大团结,同时解决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中央集权相应大大加强,相比之下,美国日本韩国这些民主国家主动发动战争将极大的激怒国民。因此美国希望中国继续和平演变而对美国有利。

中国对于保卫钓鱼岛不必担心美国真正介入,但可以适当选择时机给美国面子出来调停。从经济学角度讲,战争恢复能力比打赢战争本身更重要,看看德国与日本就是这样崛起的,再看看那些没有参战的南美洲国家,一个都没崛起,因为他们被既得利益集团拖住了” 。

那小兵:“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政治目的即是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必然要通过武力决战,通过战斗才能达到,它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消灭敌人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个方面。他还认为,进攻和防御是战争中的两种基本作战形式。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整体为防御,局部可能为进攻。您可否能谈谈中国能从中采用什么战术战略?”

伯格教授:“我读过一些中国现代军事著作,但觉得像《超限战》之类的作品都缺少军事战略思想格局的,太过拘泥于技术层面,显然受到了西方武器制胜论影响。就目前美俄中平衡的格局看,中国相对最强的战争要素就是武器,尤其是核武器,这就是不怕打输的底牌,这让对手们明白无论战争如何发展中国都不会输,更不会割地赔款。

中国最弱的是缺少实战经验和军事思想训练,在常规武器系统中缺少某些关键技术,但这些都可以通过实践迅速取得。因为中国对这些方面过多的顾忌,因此南海各国对中国不断讹诈,比如,越南每次向中国要钱之前必定先在南海制造事端,强化姿态,而后从中国把钱拿走,这和从前匈奴人逼迫中国提供物资钱粮有何区别?

菲律宾也在试图用同样的方式从中国得到好处。其实,我预料今后在钓鱼岛和南海更多出现的武器是“ 冷兵器” ,也就是装甲舰艇相互冲撞,这属于心理战范畴。日本人也在试图对中国实施心理战,他们正通过媒体与巡逻强化一个假象,那就是“ 日本对于钓鱼岛掌握实际控制权” ,我到想问问日本人在那茫茫大海上凭什么实际控制了钓鱼岛?难道中国船去和日本船去有不同吗?难道日本建立的岛上海防吗?日本人使用这个心理战术的原因是他们认定中国人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往往误用陆地划分的思维划分海洋,让中国人心理上接受日本的战略主动权。

伯格教授:日本债务深重、韩国惧怕朝鲜、越南经济依赖中国、菲律宾是个变相美国殖民地、印度本身陷于民族与社会危机,故此中国相对是形势最好的国家,仍在上升之中,没有必要惧怕他们。

美国越是打压中国就越造成中国冷战思维加剧,这对于美国非常可怕。中国最可怕的就是畏惧本身,没有听说一个13亿人的国家整体怕失去朋友的,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就是最牢靠的盟友,比北约加上华沙国家人口更多。只要有“ 以战止战” 的决心,没有那个国家敢得罪中国,谁也不敢与永远无法消灭的中华民族战斗到底。

August 16th, 2012 | Tags: ,

作者:长平

腓特烈二世的确是一个成就卓著的历史人物,当年皇室与那个磨坊主也真有一些法律纠纷。不过,对于这个中国人眼中司法史上最伟大的故事,德国人并不怎么在意。全世界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只有中国人。

位于波茨坦的无忧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比作”普鲁士的凡尔赛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但是,我们一群中国人,显然对它旁边的风磨更感兴趣,径直奔它而去。风磨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前后左右留出大片空地供游人瞻仰流连,而是紧贴着车道。但是,我们仍然从各个角度摄影留念。其喜悦和激动,令过路者感到诧异。

尽管这个磨坊因为得到无忧宫主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喜爱,成为无忧宫周边的重要景点,而且在二战毁损之后得以重建,但是我猜想知道它的中国人比德国人还多。随便到网络中一搜,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它的踪影。这就是传说中的经典钉子户的故事:磨坊主勇斗国王。

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本如是说: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建造了一座美丽的离宫–无忧宫,登高望远时发现前面一架风车,实在有碍观瞻。这个皇帝颇通人性,让人去和磨坊主商量:你开个价吧,卖与寡人拆掉它。谁知道磨坊主死脑筋,不识抬举,说我这是祖上财产,再多钱也不卖。他还顺便说了句千古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于是龙颜大怒,遂令武警前往强拆之。磨坊主一不上访二不自焚,而是从容诉之法庭,法官不讲党性原则,竟然判皇帝照原样重修,并赔偿损失。皇帝也不威武,竟然俯首听命。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皇二代当朝。磨坊主去世之后,经济不景气,其子主动写信给新皇帝说,先帝不是要买我这家当吗?陛下现在可以实现他的遗愿了。新皇帝回信说,哎呀你咋这样,你的磨坊已经成为德国法律的象征,国宝级文物,千万不能开历史的倒车。你要是缺钱用,朕送你一些拿去花吧。于是该磨坊巍然屹立,供万世敬仰。

已经有人考证说,这个故事不靠谱。不仅皇帝的名字弄错了–应该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而且情节也多为虚构。它首先由一个德国人编撰,然后通过杨昌济先生介绍到中国,再由贺卫方教授等人反复引用,发展成一个起伏跌宕、爱憎分明的法治启蒙寓言,后半部分情节几乎都是中国人添加上去的。

腓特烈二世的确是一个成就卓著的历史人物,他在位四十余年,推动德意志启蒙运动,实行了农业、军事、教育及法律等多方面的改革。他与启蒙先锋伏尔泰是好朋友,主张司法独立,自己也写过一些政治和法律著作。而且,当年皇室与那个磨坊主还真有一些法律纠纷。不过,对于这个中国人眼中司法史上最伟大的故事,德国人并不怎么在意,在他们自己编写的旅游书上很难看到,无忧宫的官方网站上也只字不提。全世界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只有中国人。

我们一起摄影留念的学者中,并非都不知道这个故事有待考证。但是这并不妨碍大家对这个磨坊的兴趣,怀着各自的兴趣观看和留念。有人以为它真实发生过,有人认为部分真实也很重要,有人认为故事本身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它带给世人的启示已有足够价值。也有人认为,此故事在中国的流传,已经成为另外一种真实。

中国私有财产长期无法律保障,即便有了《物权法》,由于司法不独立,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强拆民房越来越野蛮。不要说皇帝,就是一个村长也能为所欲为。这个故事带来的刺激可想而知。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解释。我认为这跟大家对故事教育的偏爱有关。

我们对故事的教育作用寄予了太大的期待。自以为承担了教化功能的国家媒体,总是寻找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反对政府洗脑的知识分子,又热衷于传播另外的故事。现实比童话复杂,这样的故事很难找到,因此媒体往往删繁就简,把一个多面的故事变成单一的寓言,结果成了谎言。

人们都喜欢听故事,尤其是少年儿童,以及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人们通过充满离奇想象的童话或神话,来表达对于世界的感受,学习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知识。然而当下的中国人倾向于侵占儿童的幻想空间,让他们从小就参加各种技能训练,每天都处于高度竞争的状态,过着没有故事的童年生活。奇怪的是,若干年之后,当需要理性和责任来参与社会制度的建设时,他们却成为长不大的孩子,沉迷于故事之中,甚至期待故事治国。

现代社会的成人,应该更多地利用理性和勇气,直面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更多元的社会现象,通过建立规则和制度,来推进社会的合作与发展。

August 9th, 2012 | Tags: , ,

有句话说:家是用来想的,不是用来回的。
想家的过程是对家依恋的极致,
想家的必然结果则是踏上回家的旅途。
每一年,此过程周而复始,才得安心。
一年年,家园越来越陌生,幸有亲情友情依旧。

———————-流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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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法兰的家出发,到抵达成都的家,我特意看了下表,路途整23个小时。觉得很累。
芋卜睡了一路,在上海浦东机场转机时,爬椅子和我捉迷藏,精神头不要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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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3rd, 2012 | Tags: , ,

在这几天的一片漫骂文中出现的最靠谱的文章,也说出了我过去一个月回国的感受。

本博与下文稍有观点不同的是,文章中对于责任的分析仍是自上而下的,认为运动员只是棋子,是无辜的受害者。本博则不全然这样认为。第一,两个运动员事后第一时间的表态只是为自己开脱,没有丝毫羞愧与悔意,可见完全不具有体育精神和普世价值;第二,从更高一层次来看,假如是教练的安排,她们为什么就一定得听教练的呢?更赞赏小山智丽这样勇于叫板权威,活出自我的精神。

这第二点,对于我们每个人,既是任务,也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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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老枪

中国羽毛球女子双打选手于洋/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被世界羽联取消奥运参赛资格,在网络上与社会中引起巨大争议。这种争议的背后,再次凸显出中国社会缺乏基本价值观共识而存在的深深的实际分裂。凸显出中国国际地位因经济高速发展而迅速上升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还远没有做好承担新的国际地位带来的责任与义务所应有的精神与思想准备。

争议的最基本焦点在于规则制定的所谓不完善。这一点,世界羽联确实有责任,如果不改成先小组赛再淘汰赛制,仍是直接淘汰赛制,这场风波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但问题的另一面,没有一种规则是完善的。即使在只打淘汰赛时代,到最后半决赛时,若对阵双方是同一国家选手,仍存在这个国家经“计算”后认为某一选手进决赛,更能确保最后夺金牌,而选择性地让另一位选手输掉的可能。在这方面,中国羽毛球队乒乓球队,都是这种赛制下的个中高手。小山智丽与叶钊颖则是这方面的典型受害者。前者,1987年第3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没有听从教练安排,在半决赛中打掉了自己的队友,并最终夺冠。回国后等待她的是什么不言而喻。于是,负气远嫁东洋,由何智丽更名小山智丽,1994年代表日本出战,在广岛亚运会横扫包括鼎盛时的邓亚萍在内的中国选手,夺得冠军。后者,1990年代中国羽球长期一姐,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半决赛时,被要求输给队友龚志超,最后仅得铜牌。龚志超则入决赛得金牌。

这些历史,此前虽也受到过一些批评与质疑,但其主导者,中国体育管理官方一直是作为正面“管理”业绩自我肯定的。而如具体主导与实施者李永波等,更是从不以此为耻,反常引以为荣。

伦敦奥运会对赛制的修改,导致的更进一步后果是,可能出现的消极比赛,从原赛制下在同一国家选手间进行,演变成在两个不同国家选手间进行。前者,因在同一国家,尤其是中国这类体制下的国家内部“消极”,总还能打的面子上过得去,把比赛由惨酷竞技变为“家庭成员间”具有一定观赏性的表演。嘘声虽有,但无人认真计较。而后者,由于是两个国家间,又各有算盘,只会使比赛完全失控,变成一场丑陋不堪的表演。由此引起众怒,当在意料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羽联对此情况的出现,是应负一定责任的。而中国体育的主管官员们,没有预判到由于赛制改变,再继续玩这种类“田忌赛马”的把戏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则是典型的中国式官僚颟顸与刚愎的表现。即使在利用规则的大旗下,这种自食其果,也实在不值得为其做丝毫开脱与辩解。利用规则与钻规则的空子是一种赌博,所谓咎由自取,愿赌服输,说的就是这类。

但对于中国来说,这只是问题的开始。真正的问题是从中我们应反思些什么,而不是停留在对世界羽联或中国体育界的指责上。

现在的中国,与四年、八年、十二年前相比,其国际地位已完全不一样,更不用说与刚刚回到奥运会的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一,也已可计时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世界大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肩负或准备肩负领导者的责任。意味着你必须完成从规则的服从者、执行者的角色,向规则的制定者、主导者、维护者转变这一过程。更意味着你必须让自己具有道德感召力,是道德的引领者与维护者,而不是败坏者。如果你仍然停留在总把自己当成规则的受害者、损害者、破坏者的角色上,你将不会再得到同情与宽恕,只能得到嘲笑与谴责。一个大国,当然可以对现行规则不满,或加以利用。但解决不满的方式是去改变它,不是破坏它;利用的方式是在不损害规则尊严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不是不择手段不顾形像地恶意利用规则以自肥。

而在道德上,“奥林匹克精神”并不是一句大话空话,如我们的官方八股声明和国家通讯社的空洞高喊。从现代奥林匹克起源看,奥林匹克精神是具有一定宗教精神的,是借这种精神对于近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过度功利与对人性的束缚进行反拨。这与西方社会的宗教精神有一脉相承处,也是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传统的社会最容易忽视、轻视,甚至蔑视的。

宗教,是人类为自己复杂甚至常常是脏肮的精神世界保留的一块净土,是人类在精神上的自我忏悔室与避难所。现代奥林匹克为了生存,越来越被商业化与政治化不可避免的在侵蚀。但越是如此,其精神就越具有图腾价值。对它的损害与亵渎,只能让自己千夫所指。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进入奥运会,秉承的是前苏东体系模式,并在近年来把这种模光大到极致。这种模式说白了,就是以举国之力,对奥运金牌进行掠夺。这是与奥运精神格格不入的。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曾经这样表述过奥林匹克竞争:“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不是凯旋,而是战斗”;“奥林匹克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战斗”。这表明,虽然在民族国家时代,奥林匹克运动必须以国家为单位来组织活动,但其精神实质仍是在追求实现个人的解放,在追求实现人的个性的辉煌过程。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奥运会历史上,也曾有过运动员利用规则“消极”为自己取得好处,但未受到批评或受到的批评要小的多。因为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运动员的选择属于个人选择,只要其被认为是非恶意利用规则,往往是可以接受的。而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是国家行为。在奥运会上,以国家之力对决个人,本就为世人所诟病。再以国家之力而恶意利用规则谋取利益,就更为世人所不容不耻了。

无论你承认不承认,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称为普世价值的东西。一个大国和其国民,必须接受并践行之,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力量越大责任越大,世人对你的道德要求也必然并必须越高。德薄者居高位,不是好事,是险事。这一点,当政者需深思,国民也需深思。

通过这场风波,中国的管理者们,不仅仅是体育管理者,应该从中得到更多启示与教训。如果我们的体制再不下决心改革,我们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再不下决心做顺应时代的转变,随着我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将会增强的更快。

最后,是一个态度:作为世界羽联,按其规则,处罚对像只能是场上运动员,而无法处罚运动员的管理者们。这点你可以鸣不平,但这是符合规则的。而中国代表团、乒羽中心在事情发生后,仍把板子主要打在运动员身上,则是毫无道理毫无公平可言的,是在把运动员当替罪羊以推卸、掩盖自己的责任。

按中国奥运参赛一贯情况,每个运动队的所谓“备战、作战计划”,在制定好后都须报中心、代表团总部批准。更有许多所谓“关键之战”,其方案的制定是代表团领导与教练组共同的“智慧结晶”。此次“消极比赛”,于洋/王晓理只是一颗听话棋子,应该承担责任的是棋手,不是棋子。他们不仅应向公众道歉,更应向当事运动员道歉。

当事运动员有就此向政府体育管理部门要求赔偿其精神、名誉、经济等方面损失的理由,也应有此权利。如果现实规则中运动员没有这个权利,请给他(她)们。

April 16th, 2012 | Tags: , , ,

最近一个月,所有的事都撞到一起。
芋卜老是生病,芋爸老是出差,偏巧我的德语强化课又开始了。
有时真是累得不行,咬牙顶着。
有时会为缺的课而焦虑。
回头来又为能在家守着生病的小人而温馨。
间或假日,一家人就懒在家里,也很舒服。
起起伏伏地,
当春绿挂满枝梢,
日子也一天天滑过。
我这么普普通通,
学着隐忍和坚持,
还有微笑,
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

终于整理了近照,分为萨茨威堡复活节家中玩沙三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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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萨茨威堡
每年三四月间,位于德国西部科隆附近的萨茨威堡都会举行电子音乐表演会。电子音乐70年代源于德国,始终算不上主流,只有小小一群发烧友,而芋爸就属于其中的死党。只要我们有机会,每年都会前往,这是我们第三次参加,第二次带芋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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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我们订到了堡中不多的房间。第一次在王公贵族的城堡中留宿,书香古迹、充满穿越感的家俱陈设、突兀的柱型读书角。。。点点滴滴,铭留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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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ärz 18th, 2012 | Tag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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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来温度和阳光把我的心情可翻了个翻,连续几个星期弄花弄草的,上些照片,给也爱花草的老爸瞧瞧。

今天和家里一大一小去森林里散步。记得以前在越南我们一家三口常有这个周六之游的照片云云,到德国后好象还没那么悠然过,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这标志着我们在德国的生活也进入了正轨。不知道为什么等了这么久,大概很多事都有它自成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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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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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送的吊兰。最喜欢被人送植物,而不是花束。不喜欢看花凋零,爱极了照顾植物,看它们发出新芽,长枝,开花,延续不断。
旁边那棵肾蕨一开始长得不好,老掉叶子,后来查阅了资料,给移到阴又略潮的卫生间,就又水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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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 29th, 2012 | Tags: , ,

早春料峭之时带芋卜去家门口的游戏场,回家后还跳沙发。孩子就这么长大了。看到图片才猛然觉得光阴之快。

小总结:

芋卜最近开口就是德语,我只能装聋作哑,这样坚持下去讲中文对我也是个考验。

回家后常常叽里呱啦唱德国歌谣,还教我一起唱。我不得不问别的妈妈或老师究竟唱的啥。
手里的德语故事书也是迫在眉睫地要自己翻了字典看通了再给她讲。。。我我我。。。这样子逼,我德语能不好吗?

已经有了一票朋友,小人交朋友比我快。我现在不能擅自主张给她“约会”了,下午Kita (幼儿园) 三点结束后去谁家或者谁上我们家得和她商量,由她来定。

吃的方面完全是个德国人,中餐也就是面食感冒,对炒菜汤菜之类是完全木有兴趣啊。我们家的伙食也因此越来越趋于德式。
在Kita里爬磨滚打三个月后,对奶制品突然接受了,我这妈妈一个个酸奶布丁的递上,嘴上说别吃多了,心里还是很美。德国的奶制品新鲜卫生又营养,不吃就亏大了。

总体感觉这个德国的Kita没有越南那个那么系统、有秩序,活动主题没那么多,对孩子有点“放任自流”。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茁壮成长。虽然比较“放任”,在生活自理能力上却要求孩子们尽量“自己来”,芋卜现在已经到了要自己洗便盆的地步,吃了东西也会自己收拾,垃圾放哪,碗盘放哪儿都很清楚。

小人自三岁后就有了“羞耻感”,洗澡擦屁股只要妈妈,芋爸对此忿忿又无奈:“这么快就不要我了。” 连儿医也应她要求换成了女医生。还是绝对要穿裙子,看电影图书倾向于公主王子故事- 俺正在引导她也看点别的。

自从她终于学会了把颜色填在框框里,她就喜欢上了画画,还有拼图。一个人能坐那儿玩一个小时,你和她说话吧,她回答:我很忙。

还有值得表扬的是睡觉。我们搬到这村子后,她参与了自己房间的布置,自己选了小床和房间的颜色,之后晚上就自己入睡了。有时睡不着跑出来看看,腻歪两句;有时要求妈妈再唱首歌;有时候要求上爸妈的床,上来后发现睡不着啊,还是自己小床好,于是再回去。多数时候她自己在房间里玩一会,看会儿书,然后自己关灯睡觉。基本上都是一觉天亮。

我现在啊,就是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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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 22nd, 2012 | Tags: , , ,

德国的狂欢节是举国性质的,但程度以莱茵畔的科隆一带以及我们所在的美因一带最为热烈。
我和芋卜看了我们村的狂欢游行,这个疯狂程度远超过我的想象。
我们村的狂欢为三天,全村三个区一天游行一次。我们看了离家最近的市中心的那次。

以前在澳洲的Toowoomba也看过花车游行,咱们国内重大庆典不也有什么阅兵游行之类,所以我自以为心中很有数。

谁知此游行非彼游行,看完后我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严肃的德国人也有Crazy的一面
第二,我们村的人太能折腾了
第三,下次要带头盔去,才能在糖果雨中生存

这个德国的狂欢节与我所理解的最大不同就是mitmachen,德语,意为全民参与,自娱自乐。他们这个mitmachen也体现了德国人办事认真不马虎的精神,那绝不是象我这样以正常状态走在街上看热闹,那是真参与,从扮装到精神上的彻底放松。在我们村,这几天简直是法定的不用上班,商店关门,道路也为游行关闭通车。。。芋卜的幼儿园也只上半天,这半天孩子们都处在亢奋的状态,那孩子们和老师们都扮相各异,家长早就有分工带不同食品,幼儿园的健身房一直开放任他们蹦跳嬉戏,老师从一周前就开始给孩子们画脸,芋卜每天回家小脸都不一样的。

好了打住打住,看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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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芋卜虽然在幼儿园玩得欢,但狂欢的阵式完全把她蒙住了,她先是大睡,然后迷惑地看着行人,后来对我说:太吵了,回家吧。到了我家那条安静的小街,才又露出笑容。所以照片只是狂欢的前面部份,还算比较正经,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先看下观众的装扮,走到那街上,本来正常的我就显得不正常了,我本以为观众是不装扮的,我没有任何装扮,甚至连脸也没画。一看就是个外来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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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没,提了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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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妈的要给三个孩子画脸,还大面积画,得多少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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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手部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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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的蓝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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